《弃长安》
张明扬的《弃长安》如同一部雄浑而深沉的历史史诗，以天宝年间大唐的兴衰沉浮为蓝本，深度挖掘了盛世崩塌背后错综复杂的因素，为读者开启了一扇洞察历史真相的大门，令人掩卷沉思，感慨万千。
大唐，这个曾在世界舞台上熠熠生辉的帝国，缘何会在短时间内急转直下，陷入安史之乱的战火硝烟？书中给出了抽丝剥茧般的剖析。开篇从天宝十五载六月十三的关键节点切入，宛如拉开一场历史大戏的帷幕，瞬间抓住读者眼球，引发对后续剧情的强烈好奇。
追溯至开元二十四年，张九龄罢相成为大唐国运转折的先声。李隆基早年对张九龄的尊崇有加，视之为文场楷模、精神导师，彼时朝堂之上尚有正气清风。然而，随着李林甫的崛起，权力格局被彻底改写。李林甫以权谋私，排除异己，朝堂陷入一片阴霾。王忠嗣在其阴影下坚守人性底线，一句“忠嗣岂以数万人之命易一官乎”振聋发聩，不仅凸显个人高尚品格，更映射出当时官场生态已病入膏肓，为后续的乱局埋下隐患。这一阶段，朝堂权力斗争与政治生态的恶化，是盛世走向衰落的内在病因。
时间推移到天宝十二载，杨国忠粉墨登场，进一步加剧了帝国的危机。引用芭芭拉·塔奇曼《八月炮火》中对旧世界西坠的描述，恰如其分地形容此时大唐的暮气沉沉。帝国看似荣耀加身，实则被欲望裹挟，沦为虚荣的囚徒。高适为不义之战写诗的尴尬处境，深刻反映出文人在政治漩涡中的挣扎。而李隆基对安禄山毫无节制的宠信，更是将帝国推向深渊边缘。杨贵妃与安禄山之间荒诞的“洗三”闹剧，背后隐藏的是政治判断的严重失误，安禄山势力坐大，朝廷却浑然不觉，边疆军事隐患已然失控。
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初九，安禄山扯起反旗，安史之乱爆发，如晴天霹雳击中大唐。但细究之下，安禄山的“忠诚”伪装背后，是长期权力博弈的结果，也反映出大唐在用人、察人方面的漏洞。安西与北庭的孤军奋战与被遗忘，揭示出帝国军事布局在盛世繁华下的千疮百孔，战略纵深的缺失使得叛乱一旦爆发便呈燎原之势。
颜杲卿在天宝十五载正月初八的英勇就义，是大唐精神的高光时刻。他面对安禄山的酷刑折磨，坚贞不屈，舌断仍骂，以生命捍卫了忠义之名。他的壮举如同星星之火，点燃了无数仁人志士的抗争热情，颜真卿、张巡等后续英雄纷纷挺身而出，构筑起大唐在乱世中的精神防线。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，哥舒翰在天宝十五载六月初八的恸哭出关。本应凭借潼关天险坚守待援，却因李隆基的错误指挥，被逼无奈投入绝境，这一决策失误不仅葬送了哥舒翰的威名，更让大唐国运雪上加霜，凸显出中央决策层与军事将领之间沟通不畅、皇权独断的弊端。
李亨在至德元载七月十二开启的中兴之路，充满曲折与权谋。他的“五劝”劝进之举背后，是对政治局势的精准把控与急切的权力诉求。常山诸将受颜杲卿感召刺杀叛将，展现出地方势力对大唐正统的忠诚回归。而李白在这一时期的政治迷航，与李璘的不智合作，恰恰反映出文人从政的天真与局限，为乱世中的个体命运悲剧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张巡在至德二载十月初九的睢阳保卫战，是历史争议的焦点。一方面，他的坚守为大唐赢得了宝贵的喘息之机，拖住了叛军步伐；另一方面，战争中的残酷抉择引发后世诸多探讨。但从历史全局视角出发，应给予理解与同理心，他是在绝境中为了大唐存续孤注一掷。
至德二载十二月初四，重回长安的路途布满沧桑。马嵬驿之变后，李亨的一系列政治操作尽显权谋本色，以大哭掩饰野心，逐步掌控局势。玄宗与肃宗的相继离世，为这段动荡岁月画上沉重句号，却也促使读者反思权力、人性与国运的纠葛。
作者在书中秉持严谨客观的态度，克制道德审判冲动，聚焦“盛世何以出现”与“变乱何以爆发”两大核心问题，通过对群体人物的细致刻画，展现出历史的复杂多面。这不仅是一部记录大唐兴衰的佳作，更是一部启迪后人的智慧宝典。它警示着，盛世须防微杜渐，权力制衡、军事筹谋、人才选拔与人性坚守，皆是维系国家长治久安的关键。在汲取历史教训的同时，也为学界深入研究唐朝历史变迁提供了坚实的文本基础，引导读者穿越时空，在历史的废墟中探寻永恒的价值。